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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求是》杂志在10月16日发表了署名秋石的文章，其中指出：与一些认同‘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认为这个提法有利于强化宪法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学者不同，有些人主张的‘宪政民主有着确切的政治内涵和指向，就是西方那一套制度模式。

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法经复[1990]9号)中指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他人已开始的诉讼，是通过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该审查的目的在于确定案件的管辖权，为了保证法院正确地行使对案件的管辖权和审判权，辅之以一定的实体审查是极为必要的，也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

在下调性转移时，原告可以提出管辖异议，因为下调性转移本身就是司法实践中要尽量避免的，现有的审级尚不足以保证行政诉讼得到公正审判，下放管辖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行政诉讼理念的违背，因此，应当赋予原告更有力的救济手段。[17] 杨路：《管辖权异议若干问题探讨》，北大法律信息网。但是，从另一角度讲，《管辖规定》恰恰给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关于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否应当具有管辖异议权，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同的观点。也就是说，无论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当事人提出管辖异议，只能在案件受理后法院进入审理程序之前。

有学者提出了救济足够论、无足轻重论、成本过高论、诉权滥用论以及形式标准不符论等诸多观点予以反对。不予受理和驳回起诉的裁定作出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已经因程序上的瑕疵无法进入实体审理程序而不可实现，案件审理宣告终结。[9]强世功以法律社会学背景切人中国宪法研究，典型文献为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更加完整的学术史的考察与分析可参见田飞龙：《政治宪政主义—中国宪政转型的另一种进路》，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届博士学位论文。政治宪法学与上述主流宪法学不同，它并不否认日常法治状态下的宪法规范以及宪法解释，但我们认为这些规范内容以及基于法条和案例的解释在中国当今的宪法以及宪法实施中是羸弱的，甚至不是中心的议题。所以，在如何看待政治宪法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与陈端洪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用我的话说，我们是政治宪法学的左和右。以2008年陈端洪的论文为标志，政治宪法学正式出场，但作为一种法政思想的问题意识以及宪法方法论，其在中国内地的兴起则要早得多。

（3）高全喜教授宪制发生学系列演讲，分别是《人民也会腐化堕落：政治宪法学的视角》（北京大学法学院，2010.6. 26）、《战争、革命与宪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2010. 10.19。[12]这里存在着一个宪法政治的建国与新民的政治结构以及人民与公民的权利伸张，为此，需要探索中国宪制的动力因、质料因、形式因以及目的因[13],需要一场改良主义的光荣革命，需要在生存主义的基础上重塑中国宪法的规范主义。

尽管如此，政治宪法学毕竟与上述三个宪法学主流有着重大的不同，在我看来，这个不同集中体现在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上，也就是说，政治宪法学以政治宪法为中国宪法学的核心问题，通过一种生命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而试图对中国的百年宪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制的共和国宪法，给予一种真实的揭示，并诉求其未来的宪制改革。高全喜、张伟、田飞龙：《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宪法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如何划分其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如何划分这一百年来的政治与立宪之国家历史，或以什么标准来划分，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宪法学的重大问题。不过，需要强调指出，政治宪法学的规范主义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及宪法解释学有所不同，它并不试图从中国宪制中那些子虚乌有的权利保障条款和简单比附的司法案例或天上掉下来的人格主义规范信条中寻找规范价值，而是立足中国宪制的真实语境，从政治宪法中寻找或挖掘规范价值或宪法的正义性价值，从政治本身中提炼出规范。

[22]对这一改革宪法的改革内涵及其前景的理论分析，参见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中国宪法是一部政治宪法。总而言之，修正案中所展现出来的人民共和国的重新理解和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以及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再加上依法治国、私产保护和人权条款入宪所确立的新的宪政观，构成了一部新的宪政设计。对此，我在多部著作和论文中，曾经多次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

天地间的任何事务都其来有自，无风不起浪，古人云：风起于青萍之末，觉轻渺而欣然。所谓光荣革命，所谓费城制宪，所谓历史法学，所谓春秋大义，所谓共和立宪，所谓改革宪法，所谓转型正义，所谓革命的反革命，古今中西之宪法逻辑，莫不如此。

[11]我的政治宪法学理路与他们这批左派路径相反，我虽然承认人民革命的法理学以及革命建国的历史正当性，但我认为党领导下的革命宪制并不是政治宪法的根本特征，革命的反革命（revolutionary counter-revolution），即通过一场宪法政治的转型，完成从党制国家到日常司法宪政主义的转变，才是中国宪法的实质内涵。[45]如果我们从这个改革宪法的逻辑进程来审视政治宪法学的规范主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不是在权利保障和司法案例那里去寻找规范价值，而是要从中国改革宪法的政治结构那里去寻找规范价值。

还有年轻学者翟小波的论文：宪法是关于主权的真实规则（2004年）、代议机关至上，还是司法化（2006年）。我本人关于保守改良主义宪制框架的初步研究构成了我的政治宪法学的基本关怀与特色，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之所以说是半个中国，是就其未来指向来说的，即目前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国家统一，两岸四地最终还有待一个新的宪法体制将百年之初的现代中国之开局，凝聚为一个自由、宪政、民主的新中国。[40]现代中国的宪法创制本来是具有这种终结革命暴力的宪制意蕴的[41].1949年新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和此后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五四宪法也或多或少隐含着这个革命后的宪制原则，但是，这个抵御革命的宪法规范，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以及阶级斗争的敌友政治的绝对主义严重破坏，致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黯淡的无法无天时代。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如何开辟，这就需要我们以同情的理解来严肃而非意识形态化地对待中国百年建国的革命史、制宪史和法制史，从中国人民与两个基于主义的政党的共生关系来看待政治宪法。

[58]在我看来，至少从中华民国开始，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大致出现了三个半，或者说，我们的现代历史中大致有三个半的现代中国以及宪法中国,所谓宪法中国即意味着以宪法立国，人民通过不同形式的革命从而制宪建国。在我看来，这些思想人物的观点与立场、他们的著述与讲演、相互之间的论战与辩驳，接续的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宪制难题，表征着一个政治巨变的时代行将到来。

首先，一方面我要抵御和防范陈端洪一脉的政治现实主义，即祛除他们把宪法基于政治强权的政治学或实证主义宪法学，伸张政治宪法学的规范主义价值，力图把宪法建立在驯化权力的规范价值的正义基础之上。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宪建国都经历了一场古今之变的革命，英美如此，法德俄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60]有关争论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正如前述，一味指责我们的政治宪法学是政治学，是为现实政治背书，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尽管陈端洪等人（包括强世功）有上述政治现实主义或实证主义宪法学的倾向，但我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而坚定的，那就是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要不遗余力地树立规范主义的宪法学标准，要探究宪制的正义性价值。

正是基于此，我高度重视西方早期现代的宪制发生学，力图展示西方诸国立宪时刻的历史场景和他们制宪建国的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宪制秘密。这才是历史的正道，才是历史主义的归宿。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说起来，这个问题颇为吊诡，或具有一定的悖论性质。

但是，关于宪法学我又不同于主流的宪法解释学或规范宪法学，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方面，我仍然属于政治宪法学，在我看来，中国宪法的根本性问题不属于日常时期的法治宪政问题，而是处于非常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属于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宪法学不能由主流的各种宪法学来承担，而只能由政治宪法学承担，即直面中国之政治宪法的根本，创制一种转型宪政的宪法学。[2]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讲演和讨论，并没有形成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对话，只是冲击了中国主流宪法学的研究氛围，绽露出一些重大的、一直被主流宪法学遮蔽的中国宪制问题。

尽管如此，关于我的政治宪法学的历史意识还是明晰的，那就是，第一个现代中国-中华民国之创建，有着一个立宪时刻以及内在的宪法精神，由此构成了其古今之变以及制宪立国的革命与改良的路径，并最终通过清帝逊位致使一个现代共和国得以构建起来。如果历史主义最终归结到这种政治现实主义，那当然是历史主义的悲哀，是政治宪法学的堕落。

[56]确实如此，按照规范主义或解释主义的一般宪法学，大可不必探究历史时代的特性，并予以定位，它们习惯于把一个日常政治状态视为天然的理论预设，似乎任何一种宪制都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宪制或宪法创制是古今之变的产物，现代中国不是传统的王权帝制，而是现代国家，这个现代中国经历了百年历史演进，具体一点说，经历了从晚清立宪到21世纪的现代中国之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政治宪法学首先要有一套关于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叙述。

在我看来，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只有政治或只有权力运行，没有宪政，没有规范主义。[11]参见强世功：《不成文宪法：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启示》，载《读书》2009年第11期。【作者简介】 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没有原初的政治赋权，宪法就无从产生，司法宪政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宪政民主体制，今天依然是维系着它的法统。应该指出，中国的党制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某种政治选择与政治决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既是非常激进的，又是异常保守的，说他非常激进，指的是其诉求的人民作为主权者的绝对性以及人民必得出场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激进主义的宪法学秉承了法国卢梭主义的政治理想主义，其宪法学的指向是不断的政治革命。从狭义政治宪法学来说，我与陈端洪的左派倾向是不同的，我愿与规范宪法学和共和自由主义比肩而立，从广义政治宪法学来说，我与强世功、朱苏力等的宪法社会学对立，我愿与许章润、姚中秋的历史宪法学和儒家宪政主义合流。

后续回应参见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宪法的局限性》，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36] 既然政治宪法学如此强调规范性价值，并且一再申言自己的规范主义，是否就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完全一致了呢？是否人们一直是在误解政治宪法学吗？显然不是如此。